“国企改革”和“国企改革概念”，您可别看串了。

市场又疯了，财子手机里沉寂多日的十几个股票群，也再一次热闹起来，“抄底”声声，不绝于耳。

“国企改革概念”作为支撑刚刚过去的这波疯牛的“主线逻辑”之一，也再一次（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......）进入人们的视线。国务院的纲领性文件也发了， 散(jiǔ)户(cài)们又一次对“国家”充满了期待。

狼都来了不知道多少回了，这次能信了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“国企改革概念”的“基本面”，也就是发生在股票市场之外的国企改革，到底进行得怎么样了？这次的国企改革，是否值得我们冒风险，搭“顺风车”赚钱呢？

先来翻翻旧账，讲两个小故事：

陈卖光和陈送光

1991年，陈光当了山东诸城的市委书记。

当时市里国企150家，亏损103家。国企资产负债率高达80%。（一年利息就要1.5亿元）陈光认为“企业产权不明晰”是病根，于是大刀阔斧开始改制：允许企业职工出钱把企业给买下来。

援引《交锋三十年》一书：比如诸城电机厂，9个厂领导每人出4万元，20多个中层干部每人出2万元，普通职工每人出6000元，把厂子买下来。这个国企变成由277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——开元电机有限公司。

1994年，诸城288家国企，272家完成改制，时人皆称“陈卖光”。质疑之声四起，有人说：“诸城改革是搞私有化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，走资本主义道路。”（摘自《新华月报》）

最后朱镕基亲赴诸城考察，肯定其工作，才给陈光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1997年，陈光调任菏泽，更是将1/3的企业“送出去”，他认为这些企业底子太差，根本不会有人买。

陈光说：“与其说是送出企业，卖掉企业，不如说是送出包袱，送出债务。说是送出去，实际上是引进来，这叫换个爹娘养孩子，如果孩子能养好，换个爹娘又何妨?...”（摘自《南风窗》）

陈光有多了个绰号，“陈送光”。

陈光“卖光送光”企业的结果就是：这些企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30%以上。因为“现在是给自己干活了”。

其中最典型的例子：当年北京汽车摩托总厂来山东找合作伙伴，陈光将诸城车辆厂无偿“送给”对方，对方则注入资金和技术。

后来，当年资产只有500万元的小破厂，摇身变为今天中国农用车的龙头企业——北汽福田。

顾雏军和郎咸平

2004年，郎顾之争震惊国内。

当年，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《格林柯尔：在“国退民进”的盛宴中狂欢》，公开质疑科龙，海尔等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，利用管理层的便利，贱卖、侵吞国有资产。

在李东生，张瑞敏等人保持沉默时，科龙董事长顾雏军选择起诉。最后，顾雏军锒铛入狱。（罪名是：涉嫌虚假出资，挪用资产）

成立仅一年的国资委也强调严禁各地国有资产贱卖的行为。以此事作为转折点，“国退民进”式的改革声音渐微。

2006年，国务院扩大了了国有经济对“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”的控制范围。中国开始了“国进民退”的步伐。

（此事又有后续：顾已于2012年出狱，一直在着手为自己平反，上个月刚刚公开宣布起诉海信科龙和海信集团，要求赔偿合计489.61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经济损失。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诉讼进展）

鱼与熊掌不可兼得

想借这两个故事，说说财子的看法：

其一，你不可能拥有世界上所有美妙的东西。

国企改革背后，实质是“效率”和“公平”两者的权衡。如果要提高国企的运营效率，那么明晰产权，甚至极端一点，依靠市场竞争的商业领域，干脆私有化，或许一条值得考虑的路；如果担心国有资产“被侵占”，死守不放，产权不明晰，那么往往就只能继续忍受低效率。

“三个和尚没水喝”的道理，放在哪个时代都不会过时。

其二，改革往往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。

国企改革涉及的利益面太广，受影响的个体太多，所以才会出现“国进民退”和“国退民进”的反复较量（在陈光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锐意改革的一面，在郎顾之争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对于资产流失的担忧），我们相信这场较量还会持续下去。

周成生说：国企改革不是卖古董，成千上万活生生的人在里面，馒头得一口一口吃，急了要翻车的。（摘自《南方周末》）

转过头来，说说当前的国企改革，这一次出台的纲领性文件，其核心思想仍是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”；在财子看来，依然是“郎顾”的风格多，“陈光”的影子少。

有鉴于此，建议市场参与者切末对实际生活中的“国企改革”有太大的期待；如何让国企改革方案更加合理并且能够落地，对于中国的执政者而言，将是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，一个巨大的考验。

至于“国企改革概念”，不看基本面炒股的教训，想必大家都已经有切身体会了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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